从今天的考古发现来看，中国的古代文明发源地并非一个，但最早兴盛起来的地方是在黄河中下游流域。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人被称为诸夏。早期文明阶段，人们自发形成聚落性质的城市，而从城市向外延伸的范围，叫做“域”，到了文书行政统治领土国家的时代，“域”被周边疆域包围，就产生了“國”（国）。从文字学角度看，域和國是相关联的，从域到国是一个发展壮大的过程。国的外边被称为野，国与野合而为邦。所以我们可以说联邦，而不能说联国。由于最初的诸夏居于黄河中下游区域，与周边民族相对而居其中，故称“中国”。“中国”一词最早可见于西周时期青铜器上的何尊铭文，到战国时期已普遍使用，并与夷狄相对，如孟子就说“莅中国而抚四夷”。总之，与周边民族相比，诸夏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最早，代表着文明和先进。由此，先进的诸夏便被称为华，周边的民族便被统称为夷，于是诸夏又称华夏，中国又称中华。

　　华夏文明大发展的重要标志就是众所周知的百家争鸣。一般认为，百家争鸣起于春秋末期的孔墨之辩，持续到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的消亡。在这长达200多年的时间里，诸子蜂起、处士横议、各家并出，前后相继，迎来了著名的百家争鸣。诸子百家的著作在蒙受秦火之难后，又历经长时间的岁月淘洗，现已难窥全豹。但即使从留存下来的典籍看，它们所表现出的辉煌气势、庞大规模、华贵气派和深邃思想依然令人叹服和低回向往。当我们今天重新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时，依然受到巨大震撼。诸子百家不仅围绕着王与霸、礼与法、义与利等治国大道展开激烈争辩，也广泛涉及天道与人道、天命与人事和名与实、志与功等抽象玄远的哲理思辨，不仅为秦统一中国作了相应的理论准备，也大大提高了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大大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

　　近百年来，大量出土文物特别是殷墟甲骨的发现，使我们对两千多年前的遥远时代又有了新的更深认识，其源有自的先秦文化及其发展过程和脉络变得更加清晰可信。

　　从先秦出土文献和各种早期典籍的文字表现形式看，其发展脉络正如一个小孩学说话，也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甲骨文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老子》《论语》是一句一句的（春秋末期），《孟子》是一段一段的（战国中期），《韩非子》是一篇一篇的（战国中后期），随后的著作是一部一部的。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定：早在先秦时期，作为早期中华文明的最杰出代表，华夏文明就具备了两大重要特点，一是早熟，二是高度发达。早熟的特点预示着之后的中华文化会接续先秦文化发展下去，而不会因为文化稚嫩而夭折；而高度发达则对周边民族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和向心力。在此基础上，就有了华夷之辨。在华夷关系上，华夏对诸夷主张“以夏变夷”，虽有夷夏之别，但并不是以夷为敌，并未把夷排斥在外。而周边的夷族，既向往华夏，又不自甘为夷，纷纷主动学习华夏的礼仪制度，于是这些夷族也就逐渐归于华夏。所以，华夏文明的早熟和高度发达，使华夏族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这种滚动既是地域越变越广的过程，也是人口越变越多的过程，更是各民族不断加深交流和融合的过程。到了秦统一中国之初，华夏族已大体形成了三个文化圈，即三晋齐鲁文化圈、关中文化圈和楚越文化圈。到了汉朝，随着民族融合和民族认同的不断演进，生活在这三个文化圈中的人们逐渐形成了更加相近的民族意识、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和民族习俗，于是这三个文化圈在汉朝逐渐融合为共同的中华文化圈，并随之诞生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

　　早熟和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对秦汉以后的历史持续产生着巨大影响。其中，先秦的华夷论又被西汉儒家的公羊学派予以理论化。公羊学派继承孔子的华夷思想，一方面主张严夷夏之防，坚持华夏中心论，反对以夷变夏。另一方面，又主张以华变夷，通过怀柔四方，使近悦远来。认为凡是赞成并实行中国的典章制度和文化的，夷狄就变成了中国，这是融合后的新的中国；而虽居中国却行夷狄之道者，也就不再是中国，而是新夷狄。公羊学派的这些思想为后世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所继承，比如，唐代的韩愈曾说“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与公羊学派的主张是一致的。

　　总之，作为早熟和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在数以千年计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文明领先的地位，这也成为中国长期作为东亚地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