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酒，所以行礼，养性命欢乐也，过则为患，不可不慎。是故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备酒祸也。凡为主人饮客，使有酒色而已，无使至醉；若为主人所强，必退席长跪，称“父戒”以辞之。敬仲辞君，而况于人乎？为客又不得唱造酒史也。若为人所属，下坐行酒，随其多少，犯令行罚，示有酒而已，无使多也。祸变之兴，常于此作，所宜深慎。

　　——王肃《家诫》

　　【小识】

　　王肃，三国时魏国大臣，司徒王朗之子，也是晋文帝司马昭岳父。他一生为官，屡屡献策，读《三国志》他的传记，可以看出他坚持以道事君，敢于直言，钟情学术，以经学著名。其人正直，凛然，崇儒尚德，一直保持清廉本色，不因为是皇亲国戚，就恣意胡为。唐以后配享孔庙，良有以也。

　　举两个小例子，可以看出他的胆量和见识。有一次，魏明帝曹叡问他，汉桓帝时，白马令李云上书，言语放肆，为什么不杀呢？王肃答道：“且帝者之威，过于雷霆，杀一匹夫，无异蝼蚁。宽而宥之，可以示荣受切言，广德宇于天下。故臣以为杀之未必为是也。”这个回答就很精彩了，真可谓大臣也。后来，魏明帝又问：“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意思就是说，司马迁因为被汉武帝施了宫刑，所以，内心不平，撰写《史记》贬斥汉武帝，“令人切齿”，读之，至今仍能听到明帝的恨意。不料，王肃坦然回答：“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他认为“隐切”的是汉武帝，而不是司马迁。司马迁的《史记》是实录，不虚美，不隐恶，有良史之才。这里当着魏明帝的面，批评汉武帝，肯定司马迁。这个胆识，千古之下，仍让人感佩。

　　我们今天选的这篇《家诫》，通篇在讲如何拒酒，很有意思。国人好客，酒席之上，不喝酒，似乎是对别人的不尊重，所以，劝酒，是中国宴席的一大特色。而且，劝酒之人，那种劝人的话语，真是花样百出，精彩无比，有时真的会让你无法推辞。如果是地位尊贵之人，那就更没有办法了。魏晋之际，士大夫更是嗜酒，他们尚玄学，放浪形骸，空谈喝酒，以致成为一种风气。这种酒文化，不仅伤身体，而且误国，王肃极痛之，所以，作此《家诫》训导儿孙。

　　他首先说，酒，是用来行礼、养性命，让人欢乐的。这个定义可谓准确、全面。“过则为患，不可不慎”，但要适可而止，不能不慎重啊。因此，主人客人，饮酒一天，相互敬酒上百次，也不能醉，这是先王防备酒祸啊。他说，大凡主人让客人喝酒，使客人有一点酒色就可以了，不能让人家喝醉。这里可以看出王肃不愧是大儒，深懂恕道。那么，有的人不讲道理，硬要灌酒怎么办呢？王肃的办法甚妙，他说，如果被主人强迫，一定要退席长跪，以“父戒”推辞。在古代，父命难违，倒是一个办法。古人席地而坐，“长跪”，就是把腰直起来，表示尊敬。不是如今的跪下去。然后，王肃用了一个典故，春秋时期，陈宣公在位时，杀了太子陈御寇，陈完（字敬仲）与太子关系密切，逃到齐国，齐桓公请他做卿相，他推辞不就。意思是连卿相都可以谢绝，何况劝酒呢！“为客又不得唱造酒史也”，作为客人，更不能带头多喝。唱造，倡导，带头干。酒史，古代宴饮时主持酒政的人。他又叮嘱，如果在酒席之上，做行酒之人，那么，依令行罚，“示有酒而已，无使多也。”差不多就行了，不要让人家喝多。酒能乱性，甚至祸国殃民，“祸变之兴，常于此作，所宜深慎。”祸变的产生，经常就在这里，确实应该非常谨慎。读至此，我们不得不佩服王肃的通达和远见。

　　我平生不胜酒力。犹记得刚工作时，经常在酒席之上被人家劝酒，苦恼不堪。有时强迫几杯下肚，天旋地转，生不如死，但有时人在江湖，也是身不由己。后来，我就坚决不喝，有人就会恃酒骂我：“你不喝，你就不是男人。”我就笑着说：“不是就不是。”他也无可奈何，摇头而去。

　　如今国家制定了法律，酒驾入刑，这就很好了。酒席之上，再很难见到那样强迫人家喝酒的了。有的人的酒风真的很不好，把人家劝得喝大了，出去开车，车毁人亡，他不但不感到内疚，甚至一种罪恶，还冷嘲热讽地说，没有那能力，还充能。

　　至于禁止公务接待喝酒，我更是双手赞成。这几年，大家都可以回家吃饭了，年轻人也不会为代酒而苦恼了。这是一种进步。风清气正，从喝酒开始。（杨光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