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但是怎么个吃法，吃到什么程度，也就是如何抑制不合理消费需求，“舌尖上的浪费”是一个当前举国上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对于应该珍惜每一粒粮食、尊重农民的劳动，前人已有颇多告诫。“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等等，阐述的都是这种素朴的道理。东晋陶侃还付诸了行动。《晋书》载，陶侃“尝出游，见人持一把未熟稻”，就问那人拿它干什么，那人说不干什么，路上看见了，“聊取之耳”。陶侃大怒：“汝既不田，而戏贼人稻！”说罢“执而鞭之”，把那个自己不耕种却又祸害粮食的无聊家伙打了一顿。

　　历史上，舌尖上的浪费并不罕见。权贵就不用说了，晋朝不是有几个早被钉上了耻辱柱吗？《晋书·何曾传》载，何曾“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每次参加皇宫的宴会，至于“不食太官所设”。有一回，皇帝专门看了个究竟，发现何曾“蒸饼上不坼作十字（意谓不裂开作十字形）不食”。他最臭名昭著的，就是“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了。他儿子何劭，“骄奢简贵，亦有父风”。举“舌尖上”来说，何劭“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时论以为太官御膳，无以加之”。而读罢《晋书·任恺传》可以发现，“何劭以公子奢侈，每食必尽四方珍馔，恺乃逾之”，跟任恺相比又不算什么了。并且，无独有偶，任恺也是“一食万钱，犹云无可下箸处”。

　　清朝乾隆时进士、广东海康人陈昌齐说过：“人必须节俭，然后可以立品。”节俭，自然不是专指某个方面，当然也包括“舌尖上”。陈昌齐说“人”而不是说“官”，可见他眼中之“品”，不是官品而是人品。节俭与否的确可以上升到人品的高度，尤其是在对待公款消费的态度上。陈其元《庸闲斋笔记》说自己“历官亦三十年矣，每见俭朴者，子弟类能自立；奢汰者，子孙无不贫穷。所谓‘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也”。

　　单就“舌尖上”而言，清朝著名美食大师袁枚《随园食单·戒单》中的两则议论，既生动有趣，又颇多教益，读来亦有解颐之效。一是要“戒耳餐”，二是要“戒目食”。什么是耳餐？袁枚是这么说的：“耳餐者，务名之谓也。贪贵物之名，夸敬客之意。”如果片面追求所吃东西的名声，那就是给耳朵“吃”的，不是给嘴巴吃的。什么又是目食呢？“贪多之谓也，今人慕‘食前方丈’之名，多盘叠碗”。食前方丈，即吃饭时面前一丈见方的地方摆满了食物，形容吃得阔气或极其奢华。不过这样一来，吃东西又变成给眼睛看的了。

　　所以说袁枚讲得生动有趣，在于由此进行的发挥。如耳餐，他说“豆腐得味，远胜燕窝。海菜不佳，不如蔬笋”。他把鸡、猪、鱼、鸭，比作“豪杰之士”，因为它们“各有本味，自成一家。海参、燕窝，庸陋之人也，全无性情，寄人篱下”。有次某太守宴客，“大碗如缸，白煮燕窝四两，丝毫无味”，大家都赞叹不已，独袁枚笑曰：“我辈来吃燕窝，非来贩燕窝也。”他觉得“若徒夸体面，不如碗中竟放明珠百粒，则价值万金矣”。再如目食，他打比方说：“名手写字，多则必有败笔；名人作诗，烦则必有累句。”对名厨而言，虽然极尽心力，“一日之中，所作好菜不过四五味耳，尚难拿准，况拉杂横陈乎？”就算有人帮厨，“亦各有意见，全无纪律，愈多愈坏”。他说他曾到一商家赴宴，“上菜三撤席（换席三次），点心十六道，共算食品将至四十余种。主人自觉欣欣得意，而我散席还家，仍煮粥充饥。可想见其席之丰而不洁矣”。酒席虽然丰盛，但品位不高。南朝孔琳之云：“今人好用多品，适口之外，皆为悦目之资。”袁枚则认为“肴馔横陈，熏蒸腥秽，目亦无可悦也”。

　　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对粮食安全还是始终要有危机意识，今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影响更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舌尖上浪费的成因，正有袁枚所讥“耳餐”“目食”的因素，尤其后者，从观念上、心理上戒除之，舌尖上的浪费庶几才能得到有效遏制。（田东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