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以好大喜劝、黩武嗜杀的特点而论，独尊儒术的汉武帝竟与焚书坑儒的秦始皇殊途同归。这与其说是汉武帝对儒家文化作了误读，不如说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生对汉武帝进行了精心的误导。为了“与时俱进”，他们取汉初黄老学术成果，杂“天人感应”之说，对先秦儒家文化进行“包装”，推出“三纲五常”、“君权神授”等系列“新儒学”产品，以迎合当时政治需要。汉武帝欣然将这些东西拿来树立君威，构筑“大一统”文化藩篱，却独将儒家文化最核心的“仁政”主张抛到九宵云外。《史记·酷吏列传》所载西汉十位酷吏，有九位出自武帝一朝，说明在这样的独夫强权时代，酷吏必然成为急用人才，被大量发现培养使用。十大酷吏最后一位的杜周不仅以为政苛酷、治狱残暴位列三公，他的两个儿子做上高官后更加“发扬光大”，“其治暴酷皆甚于王温舒”。真是君有臣效，父有子继！

　　传载：“杜周者，南阳杜衍人。义纵为南阳守，以为爪牙，举为廷尉史。”南阳位于今河南与湖北交界处，著名酷吏宁成亦出此地；而杜周追随的这位主子义纵，则是继王温舒之后又一位出身黑道的酷吏豪俊：他早年横行乡里，与匪首张次公“俱攻剽为群盗”，因他姐姐行医得幸于王太后而一夜发迹，弃盗从政，很快便以酷政声名远扬。杜周辅助这位外来主子首先立稳南阳地盘，然后敲山震虎，锋芒直指那位“过了气”的老酷吏宁成，“遂案宁氏，尽破碎其家”。最终以罪株连，不仅“成坐有罪”，而且当地孔氏、暴氏等豪门望族悉遭灭顶之灾，以至“孔、暴之属皆奔亡”，南阳一地从官绅到平民都“重足一迹”，吓得不敢迈步向前。南阳被折腾得底朝天，杜周与其主子义纵扬威立万：义纵另有重用，杜周则升迁为廷尉史，被官声更酷的一代豪吏张汤收入为手下干将。

　　西汉的廷尉是主管全国狱讼最高官吏，杜周担任廷尉史，是廷尉手下要员之一。出身基层的杜周表现显然很让张汤满意。传载，张汤喜欢借请示案件之机向武帝夸耀下属，提到杜周，“数言其无害”。唐代颜师古注汉书，释“无害”为“无比”、“无人能胜之”，可见张汤对杜周满意度之高。不久，杜周被任命为御史，从司法系统进入了监察系统，还获得朝廷下派独立工作的钦差身份，手中握有督导并弹劾地方官员的大权。

　　也许是张汤“无害”的评语给皇上印象太深，御史杜周被直接被派到汉武帝最重视的地区：边郡。武帝执政后连年征战，平南越、伐匈奴、征大宛，四面战火不断；而地处边防的郡县时有陷落，不断调往前线的边卒也大量逃亡。杜周深解皇上的忧虑，一俟上任，大开杀戒，使作战意志涣散的前线官兵只得纷纷调头向敌。那些守土不坚定的地方官吏中很多人被立案严办，也都从此不敢懈怠。杜周以钦差受命，得以向皇上直接奏事，其奏章多合上意，赢得武帝信任有加，旋即又被升为御史中丞。

　　御史中丞相当于御史大夫的次官，掌有纠弹百官之权，其实也就是国家监察系统的常务副主管。司马迁特意提到杜周做这个中丞是“与减宣相编”，也就是说，这个职位上，是由他和减宣二人轮岗担任的。减宣是《史记·酷吏列传》里的又一人物，他在承办主父偃案件和治淮南王刘安反狱中，“微文深底，杀者甚众，称为敢决疑，”受到汉武帝提拔。但减宣当了近二十年的御史和御史中丞，“数废数起”。而杜周在御史中丞任上也前后干了十几年，由此可推知，减宣几次被“废”时的接替者便正是杜周。就这样，两位酷吏在同一个岗位上你追我赶，共同进步着。他们深知武帝对他们的“殷切期望”，那就是：在酷吏的道路上，没有最酷的，只有更酷的。减宣资历深于杜周，且手段老辣，缺点是过于苛责下属，事无巨细喜欢亲历亲为；杜周是后来者，比较好学，“其治与宣相放（仿）”，却又独具“重迟，外宽，内深次骨”的特点。两人就这样取长补短，比学赶帮超，多年之后皆成正果，被分别派到能独掌一面的更理想岗位：“宣为左内史”，执掌京师重地；“周为廷尉”，当上了最高司法官。一对酷兄酷弟皆大欢喜，他们执手相别，各赴重任。

　　哪知此一别竟成永诀。酷吏实是一条高风险的为官之路，十大酷吏大多不得善终。数年后，减宣在一次清理门户的追杀行动中，流矢射中上林苑大门而犯大逆，论罪当族，自杀了之，终于为他的御下过苛付出生命代价。而杜周则属于酷吏中的少数幸运儿，除为人圆滑，在廷尉任上，他高度效法老上级兼师长张汤的成功经验，办理重大案件唯看皇上的脸色行事：“上所欲挤者”，他就顺势陷害；“上所欲释者”，便“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经过一阵这样的冷处理也就无罪开释了。杜周渎法阿上总是尽力做得巧妙无痕，但还是被明眼人看出了破绽，招来质问：“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汉代法律皆书于竹简之上，简高三尽，故以代指。对此，杜周则不慌不忙，从容应对：“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着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如果用历史的眼光来看，杜周的这套皇权高于法律的法理观和“以言代法”的执法准原则，其实正是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法律的正统，就连无比崇尚法律的各派法家学说，也都不能摆脱这种君权至上思想的根本束缚。张汤与杜周先后担任廷尉，致使“诏狱”（以皇上旨意查办的政治案件）大量出现于汉武帝时期。尤其到后来，“至周为廷尉，诏狱亦益多矣。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馀人。郡吏大府举之廷尉，一岁至千馀章。”“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万馀人。”诏狱往往牵连广泛：“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近者数百里。”诏狱大量使用刑讯逼供：“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有些诏狱因难以诬判而久拖不决：“狱久者至更数赦十有馀岁而相告言……”大量的诏狱致使人人自危，出现了“闻有逮皆亡匿”的恐怖氛围。

　　杜周的酷吏生涯也曾陷入危机，却是逢凶化吉。传载：“周中废，后为执金吾”。虽改行负责禁卫，却依然表现出色。“逐盗，捕治桑弘羊、卫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为尽力无私，迁为御史大夫。”

　　杜周真的如他在武帝面前表现的那么“无私”吗？我们还是看司马迁的春秋之笔：“杜周初征为廷史，有一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孙尊官，家訾累数巨万矣。”古以亿为“巨万”，虽身家数亿，杜周仍如开篇所述，将河南、河内二郡“夹河为守”的两位爱子培养成了下一代酷吏，大约是受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启发。至于那“渔”的方法，其实不必说得太穿——《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载，这位开国老帅当年身陷冤狱，受了酷吏凌辱，也不得不“以千金与狱吏”，并在事后感叹：“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读此，便可略解杜周把为官“酷道”当做家传绝学的“价值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