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1920年协助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创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党的二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曾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等职务，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我不做官，我要做人民的公仆，公仆就是大众的长工”

　　邓中夏出身于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晚清举人，辛亥革命后当过省参议员和县长。年少时的邓中夏没有沉溺于安逸生活，他从小就关心国家大事，喜欢阅读宣传新思想的书籍和报刊，崇拜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1917年，邓中夏随父进京，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他在李大钊的引导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很快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唤醒民众，他积极参与创办宣传新思想的《国民》杂志，组建北大平民教育宣讲团，旨在“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五四运动中，他积极参加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被推举为北京联合会总务干事，成为革命青年的代表人物。

　　1920年夏，邓中夏从北京大学毕业，面临着人生就业的选择。他的父亲为了自己的儿子能有一个好前程，几经辛苦托人在北洋政府给他找了一份待遇优厚的差事。当聘任书送来时，邓中夏却明确拒绝了。面对严词质问的父亲，邓中夏认真回答道：“做官的人，都是对老百姓敲骨吸髓的。我不做官，我要做人民的公仆，公仆就是大众的长工……开创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新天地。”

　　“大家抱个团，五人团结是只虎，十人团结是条龙，百人团结像泰山，谁也搬不动”

　　1920年10月，邓中夏协助李大钊发起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工人运动上来。这年冬天，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决定把长辛店作为工人运动的重点。邓中夏发起成立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组织工人阶级学习马克思主义。他用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事例讲解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知识，告诉他们“大家抱个团，五人团结是只虎，十人团结是条龙，百人团结像泰山，谁也搬不动”，启发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公开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机关，邓中夏被选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此后，他领导了一系列对中国革命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工人斗争。

　　1923年2月，他参加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并将这次职工运动由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发展到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的新阶段。1925年5月五卅运动爆发后，为了推动全国反帝斗争的新发展，他和苏兆征一起组织发动了省港工人大罢工。罢工开始后，邓中夏组织成立了罢工委员会，起草了罢工委员会组织法，并陆续把参加罢工的各行各业25万工人有力组织在一起，大大加强了罢工的统一指挥，保证了对敌斗争的坚持和最后胜利。他还领导出版了《工人之路》作为罢工委员会机关报。省港大罢工一直坚持了16个月之久，创下了世界工人罢工史上的持续时间之最，这次罢工大大启发了工人觉悟，支援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

　　邓中夏不仅是领导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还是一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注重在实践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从五四运动时期开始，邓中夏就写了大量著作和文章，对中国革命的性质、无产阶级领导权、工人运动、同盟军等问题，都进行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论述。

　　1922年7月，中共二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邓中夏坚决拥护并写了大量理论文章进行阐发。1923年后，邓中夏先后发表《解惑》《论劳动运动》等文章，明确指出：“过激派的口号是‘推翻资本制度’和‘劳农专政’”；“中国现在尚是半殖民地，只有解除内外压迫，实现一个自由独立的民主国家，才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出路”。

　　邓中夏是中国共产党内较早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理论家之一。1923年“二七”罢工被镇压后，党内一部分人认为民主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邓中夏旗帜鲜明地批判这种错误观点，他在1923年至1924年间先后发表《论工人运动》《我们的力量》等文章，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特点，认为：“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应联合各阶级一致起来做国民革命”，但是“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

　　邓中夏还较早注意到中国的农民问题，并把它称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1923年10月，邓中夏在团中央机关刊物《团刊》上发表文章，分析了中国农民不仅占人口大多数，而且富于革命性，是无产阶级的“第一个援军”，因此必须尽可能地联合农民进行经济和政治的斗争，革命才可能取得成功。1928年中共六大后，邓中夏还写作完成《中国职工运动简史》，最早总结了中国职工运动的经验和规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人只有一生一死，要死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

　　邓中夏在革命生涯尤其是身处逆境时，总是能够忍辱负重，把党和革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从而树立了共产党人的光辉榜样。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邓中夏参加了中共中央为挽救革命而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他坚决拥护会上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邓中夏被党中央派到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并参加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30年秋，邓中夏被党中央调回国后，任湘鄂西特委书记和红二军团政委。王明路线统治中央后，邓中夏一系列巩固根据地的主张被指责是“英雄主义”，上山被指责是“逃跑主义”，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但是，邓中夏仍然对革命充满热情，认为“失败和挫折是不可怕的……一个革命者既要总结成功的经验，又要善于从弯路中找到走正确道路的经验”。

　　1931年冬，邓中夏被调到上海，并很快担任了中国革命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面对上海白色恐怖的危险，他不顾自身安危日夜奔走，努力恢复互济会的工作。1933年5月15日，邓中夏在革命活动中不幸被法租界巡捕逮捕。面对敌人严刑拷打，他始终不肯暴露自己的身份。后因叛徒出卖，邓中夏被国民党引渡到上海警察局，后又押往南京宪兵司令部。在狱中，他以坚定的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顶住了国民党的利禄引诱和严刑拷打，他写道：“一个人能为了最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人只有一生一死，要死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1933年9月21日，在南京雨花台，邓中夏高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从容就义，献出了年仅39岁的宝贵生命。（作者尤国珍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