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通知我与几位作家一起去青海深入生活，主要任务是采访上世纪50年代末内地“援青”的邮电职工。

　　将近一个月，我们在地广人稀的青海，白天行车，晚上访谈。我生长在繁华的江南城市，戈壁的空旷、辽阔、静谧，令我震惊。

　　只有在戈壁上，才真正可以见到天似穹庐，才真正可以看到弧形的地平线。公路好像把地球劈成了两个半圆，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永无休止地伸展在我们的视野里。寂然无声的茫茫戈壁，除了风蚀和地壳运动之外，似乎没有任何变化地存在了亿万斯年。寂寞似乎像时间一样永恒。在这里，最起码的愿望常常成为一种奢侈——哪怕需要的只是一片刚刚能遮住脑门的绿荫。强烈的紫外线无情地扎进面部，留下血红的烙印；戈壁风沙如同锋利的雕刀在脸上刻下粗糙的皱纹。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旅途只有苍凉，也会有意外的惊喜。

　　那一天，夕阳在风沙里沉浮。起先还不时地能见到骆驼草和红柳丛。后来，远远近近就只有红色的沙砾和铁青的岩石了。茫茫天地间除了我们这辆车，连一丝生气也闻不到。

　　忽然，远远的地方出现了一幢小屋，孤零零地立在戈壁上，就像是月球上的一个黑点。

　　这是一个邮电线务站。屋子里，简朴而整洁，电话交换台竟是用石块垒成的。屋子里只有一个瘦削的年轻人，黝黑，但眉清目秀。

　　线务站不在预定的访问日程里。但这次偶然的相遇，却带来了一场让我最难忘、心灵最受撼动的访谈。

　　这位瘦削的年轻人，给我们讲起了他与这个线务站之间的故事……

　　在西宁搭的便车整整走了三天，终于把我留在去往县城岔路口一片扬起的尘土里。

　　我看到父亲背着邮包，迎面向我走过来。

　　“我代表我们全局来迎接你。便车搞不好就出岔子，说不准时间，怕你到了见不到我，我昨天半夜就从局里出发了，在这里等了你一整天。”

　　之后，他把我的行李小心地放进一辆手扶拖拉机的拖斗里。

　　“快点上车吧，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值得高兴。几天跑下来，我的心情坏透了。我有点想哭。我听说过，有些像我一样从邮校毕业分配到基层的人，从西宁出发两天，就说什么也不肯再往前走了，转身搭便车返回。

　　我与父亲在半夜以后到达了县城。一条不足两百米的街，两边都是轮廓硬朗的房子。有几星昏黄的亮光从黑暗中透出来。

　　这个夜晚到达的并不是目的地。我们将要去的那个线务站，离县城还有一百多公里。

　　县境平均海拔四千米，年平均气温零下十五摄氏度。严寒使人望而却步。父亲之前的几任局长，没有一个在这里干到任满。父亲却说，除非组织上另有需要，他会在这里一直干到退休。

　　父亲来青海后，最初是乡邮员。几十年的时间，他在这里的山地、草场和戈壁走瘸了两条腿。但他喜欢这里，说这里空气稀薄，但很清新；人烟稀少，但人很热情；还有不常见到的野生动物，不怕人，跟人很亲近。

　　两天后，父亲开着手扶拖拉机，把我送到了线务站。

　　父亲出发前夜，曾向当地牧民买了一头羊。我们到时，帐篷里一只大大的牛粪灶，烧得热气腾腾。几个牧民正帮着宰羊，灌血肠，熬杂碎，煮手抓，揪面片。全局十来个人都坐在地上，却给我留了个马扎。

　　我当然明白父亲的苦心。他那张写满了期望的脸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的未来。他一口一句“老了”，他的样子的确比内地七十岁的人还老，可他还不到五十岁。看着他那张脸，我不寒而栗：五十岁以前，我就会这样老吗？

　　这里的每个线务站之间，相隔差不多上百公里。我常常对着空旷无边的戈壁发怔。

　　有时候，我抓紧双拳——似乎想要攥住什么——声嘶力竭地叫喊。声音不管拖得怎样长，都很快被戈壁吞没，没有回声。

　　我同青海不可分离的命运，似乎在我父母结合时就注定了。他们来“援青”后就再没有回过老家。我在西宁的邮电中专毕业后，按照父亲的意愿，也回到了县里。

　　到线务站后，除了局里同事隔些日子给我送一趟粮食、煤和维修零件，大部分日子里，我见不到一个人，看见的只能是太阳和月亮的换班。今天和明天完全一样，就像珠串上的两颗珠子。

　　在我之前，这个线务站连续九年一直是全省的模范线务站。上一位线务工出席过全国的先进表彰大会，他在这里一待就是九年。人们在他留下的工作日志上一再看到这样的句子：“什么时候有人来啊……我一定要坚持住……局里人还有几天就来了……”

　　有天早上，我忽然听见了鸟叫。我疑疑惑惑地从床上爬起来，疑疑惑惑地推开窗子——

　　真的有一只鸟，就在窗外不远的线杆上做巢！

　　我慌慌张张地扑到门外，兴奋得全身发抖。

　　以后的日子，我每天查完线路就是全神贯注地看着那只鸟，飞出去，又飞回来，从不知什么地方衔来了干草，衔来了土块。于是荒滩上，有了两个巢：一个是鸟巢，一个是线务站；有两个生命：一个是鸟，一个是我。

　　我们相依为命了。我把拌炒面的曲拉和最新鲜的烤饼都留给了它。我一声口哨，它就飞到我的窗子里来，在屋子里神气地走来走去。我出去查线或是查线回来的路上，它会出其不意地从我身后一下子扑到我的肩膀上。

　　可是，却从县局里来了电话：

　　“线路上是不是有鸟巢？”电话里传来父亲沙哑的声音：“得移掉它。鸟巢里要是有铁丝什么的，可能会给线路造成短路。”

　　“不！”

　　我坚决挂掉了电话。

　　第二天，我却被鸟凄厉的叫声惊醒。我爬起床，看到那只鸟正拼命地扑打着我的窗户。

　　窗外站着父亲，他已经把鸟巢从线杆上端下来了。

　　“要不，你会下不了手的。”

　　他满脸惭愧地看着我。

　　父亲退休的时候，省局在西宁市为第一代“援青”人盖了宿舍。但父亲不肯去住。一直到去世，他都住在县里……

　　直到他讲完了，良久不再吭声，我们这拨人还是一片静默，甚至，有泪水滴落的声音……（陈世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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