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位古代监察官，他敢于谏言，针砭时弊;他忠诚无悔，国难当头，挺身而出，不惧牺牲。他就是有着“明末文天祥”之称的左懋第。

　　左懋第，山东莱阳人，崇祯四年(1631年)进士，初任韩城知县，因成绩突出，崇祯十二年(1639年)升任户科给事中。六科给事中制度创设于明洪武年间，用以监察中央六部。据《明史》记载：“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都给事中一人，正七品;左、右给事中各一人，从七品;给事中，吏科四人，户科八人，礼科六人，兵科十人，刑科八人，工科四人，并从七品”。六科负责“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查六部百司之事”，职权很重。

　　作为经过基层历练的监察官，左懋第心系百姓，为民请命，减轻百姓经济上的负担。左懋第深知他所处的时代国家的弊病和百姓的疾苦。他担任户科给事中后，积极发挥监督职责，上书直陈当时国家弊病有四，分别是百姓贫困、兵力虚弱、群臣萎靡不振、国家财政空乏，提出了恢复经济、改善民生的一系列举措，得到了朝廷采纳。崇祯十三年(1640年)，朝廷裁军后却没有减征兵饷，左懋第进言：“练饷之加，原非得已。乃明旨减兵以省饷，天下共知之，而饷犹未省，何也?”建议今后根据军队人数征收兵饷，预先让百姓知道加征的数目，使官吏无法弄虚作假，以便维持朝廷诏令的威信。同时他建议朝廷下诏停止征收灾荒严重的州县的各种赋税，亦得到采纳，于是“上灾七十五州县新、旧、练三饷并停，中灾六十八州县止征练饷，下灾二十八州县秋成督征”。

　　作为监督经济部门的监察官，左懋第明确监督重点，广泛询问百姓意见，积极提出工作建议。崇祯十四年(1641年)，左懋第负责督办漕运，对于保障漕运和改善民生十分上心。他上书朝廷，反映民情，自己在运河沿岸办事一年，经常向父老乡亲询问他们的疾苦，都说到练饷的害处，农民在田野里抱怨，商旅在路途上叫苦。他还调查到，在山东一石米值二十两银，而河南竟贵到一百五十两，漕粮储备存在很大的欠缺。明代收取田赋有本色、折色之分，收取米麦本身为本色，将米麦折算成钱等为折色，当时朝中有只收本色、不需折色的议论，这样同收一石米，在各地的价格就有很大的差别，像河南竟是山东的七倍。河南米价腾贵，反映当年其粮食收成不好，当左懋第得知淮州、凤阳一带的小麦喜获丰收后，他建议收取山东、河南折色，用这笔钱购买淮州、凤阳的小麦，再转运到山东、河南，这样于国于民都有利。由于左懋第才干突出，朝廷提拔他为刑科左给事中。

　　左懋第在明末危亡之时，敢于担当受命出使，深陷牢狱不失忠诚。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克北京，李自成掌握了北方的大片疆土，清兵在关外虎视眈眈，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则仍处于明政府管辖下。是年五月初三，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就任监国，并于十二天后即位为皇帝。朱由崧任命左懋第为兵科都给事中，不久提升为右佥都御史(职位低于都察院左右都御史和左右副都御史)，同时巡抚应天、徽州等府。当时清兵接连打败李自成，朱由崧决定派使节跟清廷通好，但没有合适的人选。左懋第的母亲在老家去世，他主动请缨，并希望能顺便安葬母亲。朱由崧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他临行前上书表示，自己此次出使生死难料，希望朝廷时时整顿兵马，一定要渡过黄河作战。左懋第等人到北京后，清廷态度强硬，左懋第被拘禁在太医院内，但始终不肯投降。

　　南明弘光元年也就是清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左懋第“闻南京失守，恸哭”，并在太医院内题诗如下：“峡坼巢封归路回，片云南下意如何?寸丹冷魄消磨尽，荡作寒烟总不磨!”。左懋第从弟左懋泰曾担任吏部员外郎，投降清廷为官，一日来探望懋第。懋第曰：“此非吾弟也”，将他骂走。在赴刑场的路上，左懋第从容不迫，南向四拜，端坐待刃。忽有一人骑马飞奔而来，说：“降者爵以王。”懋第曰：“宁为南鬼，不为北王。”弘光元年闰六月，左懋第慷慨就义，时年四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