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在地方上普遍设有义仓、社仓，作为备荒的公益粮仓。图为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朝邑镇的丰图义仓，清光绪八年（1882年），由朝邑籍在京任职的官员阎敬铭主持建造。丰图义仓规模庞大，俨然是一座城池，除了有储粮的功能外，还有防御的功能。（资料图片）

　　宋代范仲淹创建的义庄，是面向同族人的慈善组织。义庄设义田作为稳定的经济来源。本图展示的是义田赡族的场景，出自清朝《圣谕像解》一书。

　　 积贮乃天下之大命，公益粮仓广惠百姓

　　中国古代的慈善事业，有官府举办的也有民间举办的。有意思的是，古代慈善设施，许多都以“义”字当先，如义仓、义庄、义学等。“义”突出了这些机构的公益性，它不以营利为目的，乃是为了苍生之福祉而存续。

　　古代中国以农业为本，庄稼收成的好与坏，与气候有密切的关系，若是遇到水灾旱情，粮食歉收，便有饥荒之忧患。救荒是古代官员的重要职责，由此产生了一整套应对方法，是为“荒政”。明清两代诞生了大量荒政书，涉及灾荒发生前、发生时、发生后的各个环节。

　　救荒的关键，在于尽快收集到粮食赈济灾民，如果平日储备了粮食，这时就派上了用场，为此古人设立了包括义仓在内的多种名目的粮仓。

　　从汉代开始，官府创办了“常平仓”。顾名思义，常平仓的设立主要是为了使粮价常保持在一个平均水平，因为粮价低了，农民受损，粮价高了，依赖市场获得粮食的百姓就要受损。古人很早就懂得通过调节市场供应来稳定粮价的道理，市场上的粮食多了，粮价就要下跌，这时官府收购粮食，储存到常平仓中；而市场上的粮食少了，粮价就要上涨，这时官府就把常平仓中的粮食拿出，供应给市场。

　　发生饥荒时，粮价自然要上涨，官府就可以用常平仓中的粮食赈济。但导致粮价涨跌的原因很多，也就造成常平仓并不只有赈济的功能。隋唐时期兴盛的义仓，较之常平仓而言，有更浓厚的慈善色彩，且与本地社区的关系也更亲近。

　　据《隋书·食货志》记载，隋文帝开皇五年（585年），工部尚书长孙平从去年赈济关中的做法中得到灵感，朝廷从山东运粮到关中充实常平仓，与此同时，一些有余粮的人家也竞相出粮赈济，如果能将捐出余粮的做法制度化，那么就在常平仓之外新增了一种赈济途径。

　　朝廷接受这一建议，“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由此可知，义仓最初设在乡里，义仓中的粮食来源于百姓的自愿捐输，但发展到后世，义仓多分布在城镇中，广大的乡村反而缺乏相关的设施，而义仓征集粮食的办法，也变成了随正税必须缴纳的“义租”。

　　义仓虽被规定“唯充赈济，不得他用”，但能享受到义仓赈济的大多是城镇居民，朱熹看到了乡村其实更需要有粮仓赈济的现实，遂倡导设立“社仓”，并在自己的家乡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开耀乡五夫里建起了第一座社仓，历经千年，这座社仓的遗迹竟保留至今。为使社仓真正起到作用，朱熹制定了相当严密的《社仓事目》，后来这一办法经朝廷颁布，在全国得到推广。

　　五夫社仓的第一笔粮食是从常平仓借贷的六百石粮食。不论年景好坏，百姓都可以从社仓中以借贷的方式获得粮食，因为即便是丰年，也有人家在粮食未收获前存在缺粮的情况。借粮一般在夏季，冬季还时每石收取息米二斗，如果遇到歉收，可以减息或者免息。由于收取息米，朱熹向官府报告，经过十四年的发展，社仓不仅还清了从常平仓借贷的粮食，而且社仓的三个仓库现在共储粮三千多石，遇到凶年再也不担心没有粮食了。

　　常平仓、义仓、社仓虽然名目不同，在管理上也有差异，但明清时代，在地方上普遍设有这三类粮仓，从而构成了地方粮仓体系，如果管理得当，百姓在凶年得到赈济是不难的。

　　 置义田、立义庄，范仲淹苦心养济族人

　　宋代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史上的关键时期，元人编修的《宋史》称“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凡振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不仅官府十分重视慈善事业，而且士大夫也热心参与到慈善事业的讨论与实践中。

　　范仲淹早年身世颇为坎坷，两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在苏州为官的朱文翰，范仲淹也改名更姓为朱说。为了求学，范仲淹不得不与母亲分离，母亲思儿心切，终日以泪洗面。所幸，范仲淹学有所成，二十七岁时考中进士，授广德军司理参军，将母亲接到身边奉养。范仲淹这时已萌发认祖归宗、改回范姓的愿望，但归宗的具体时间在学界仍有争论。

　　或许正是由于范仲淹的这段经历，促使他对宗族的感情比其他人更深，而这种深厚的感情，在其晚年时又转化成了创办义庄的实践。义庄是主要面向本宗本族的成员开办的慈善机构，能够开办与维持义庄的宗族，多半对所在社区事务有重要的发言权，因此义庄有时也会接济非我族人。

　　义庄的开设与维持，一般有义田作为稳定的经济来源。范仲淹早有相关打算，但未能筹措到足够的资金，直到其五十多岁先后出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和参知政事时，因为俸禄与赏赐都比以前多，才在苏州城郊买下“常稔之田千亩，号曰义田，以养济群族”。

　　范仲淹虽官居要职、俸禄不少，但大部分俸禄应该都用来置办义田了，所以平日用度十分节省，也没有给子孙后代留下钱财。义田一般不租赁给族人耕种，也不能接受族人典卖的田地，这样可以避免因为田产纠纷而伤了族人之间的和气。

　　有了义田的支持，义庄就可向族人按时提供一定的口粮、衣料，办婚丧嫁娶等事也可获得一笔资金，如范仲淹在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为义庄制定了十三条规矩，其中提到族人“嫁女支钱三十贯”“娶妇支钱二十贯”“尊长有丧，先支一十贯，至葬事又支一十五贯；次长五贯，葬事支十贯”，由于有了明确的数额限制，办理这些仪式就不能太铺张浪费。

　　在范仲淹逝世后，其后代持续举办义庄，从续订的义庄规矩来看，义庄鼓励族人参加科举考试，并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诸位子弟得贡赴大比试者，每人支钱一十贯文”，若考取好的名次，还有奖励。范氏义庄还开设了义学，供族人读书应举。宋代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远比唐代多，社会上的读书风气很浓，造就了钱穆所言的“科举社会”，科举与家族的荣耀紧密联系在一起，义学的设立也相当常见。

　　 福田院、安济坊，使鳏寡孤独废疾者有所养

　　在古代，举办慈善事业离不开社会力量。

　　据一些学者的意见，唐代诞生的悲田养病坊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比较完备的专门矜孤恤贫、敬老养疾的慈善机构”，悲田养病坊设在寺院中，日常事务由僧人打理，官府派人进行监督。当时长安很多寺庙都设悲田养病坊，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还下令长安乞丐均入悲田养病坊收管，“官以本钱收利给之”，可见官府提供了一部分资金，而寺庙香火钱应当也是资金来源。长安之外，各州也设有悲田养病坊。

　　在唐武宗会昌年间（841年—846年），李德裕建议悲田养病坊去掉悲田二字，淡化宗教色彩，“其两京及诸州，各于子录事耆年中，拣一人有名行谨信为乡闾所称者，专令勾当。其两京望给寺田十顷，大州镇望给田七顷，其他诸州，望委观察使量贫病多少，给田五顷三二顷，以充粥饭，如州镇有羡余官钱，量与置本收利，最为稳便”，即从人事和资金上都转为地方官府主持。

　　宋代开封设立的“福田院”，从名字上就能看出与唐代悲田养病坊的密切关系，因为悲田乃是福田的一种。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年—1063年），开封设立了东、西两所福田院，“以廪老疾孤穷丐者”，宋英宗时（1063年—1067年）又增设了南、北两所福田院。据记载，每所福田院可收养三百人，总共可收养一千二百人，在严寒的冬季，也可在定额之外收养老病无依之人，直到春天稍微暖和为止。但当时开封已经是人口达百万的大都市，福田院的收养能力实在太小，于是在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年—1106年），朝廷下诏在开封增设居养院以“居养鳏寡孤独”，扩大收养能力，“以户绝财产给养”。开封之外，各州也都开设了居养院，像苏州的居养院规模还很大。

　　宋徽宗时还在全国推广了“安济坊”，这项慈善设施来自苏轼在杭州的实践。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鉴于杭州水旱灾害频发，因疫病而死者较其他地方更多，苏轼在杭州开设了“病坊”免费收治病人，名曰“安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轼除向社会募集资金外，也自掏腰包，筹得的资金用来置田，由田租来支持病坊的运营。苏轼在杭三年，病坊治愈病人千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居养院、安济坊和其他慈善设施相互配合，“若丐者，育之于居养院；其病也，疗之于安济坊；其死也，葬之于漏泽园，岁以为常”。

　　《论语》中有这样一则故事：有一天，孔子家的马厩着火了，孔子因在朝堂议政不知此事，退朝回到家后，家仆告知马厩失火，孔子问伤到人没有，却不问马有没有伤到。孔子问人不问马，因为在他的心中，人的生命与幸福是最重要的。孔子的学说，要在一个“仁”字。“仁者，爱人”，中国古代的慈善事业，便是这种仁爱观念的温暖实践。

　　当然，中国古代的慈善事业，不免有种种不足，很多时候好的做法难以长久维持，但义字当头、仁爱为民、守望相助的精神弥足珍贵。今天，慈善在中国被赋予了助力共同富裕的使命，这是超迈古今的设想，也将开启一段更温暖人心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