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救亡宣传

　　1931年9月初，距离“九·一八”事变三周的一个上午，9时，贝满初、高中全体同学六百余人，在学生会的召集下，齐聚初中部教学楼东部的校园里，召开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东北三省，并开展救亡宣传的动员大会。会上，学生会主席、高二学生窦学谦报告“九·一八”事变经过，及东北同胞悲惨处境。当她讲到日寇残杀我同胞种种罪行时，全场泣不成声。

　　这时，一位高一的同学猛地站起来，举手插话。她声泪俱下地控诉日寇在东北各地挖“万人坑”，活埋仁人志士；用通了电的电线，刺穿爱国学生的双手……同学们也按捺不住满腔的义愤和复仇雪耻的火焰！大家不约而同地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反抗日寇侵略，收复失地！”“强烈反对不抵抗主义！”“誓死收复神圣国土！”“中华民族万岁！”

　　泪眼蒙眬中，同学们看见了管校长、侯主任和几位教师。还有校工李奶奶、杨爷爷和年轻的常青。他们都严肃地站在台阶上，和学生们一样义愤填膺，泪流满面。

　　大会持续了三个小时。会上组织了救亡宣传队，为东北受难同胞募捐的小分队等。配合全市各大中院校救亡大军，深入城区僻街陋巷和郊区农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的募捐活动。

　　“一二·九”运动

　　1935年，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步步深入，计划于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中华民族面临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平津两市的人们尤有切肤之痛，不禁质问：“平津还是中国的领土么？”北平的爱国学生深感“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们率先行动起来，再次掀起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

　　12月9日清晨，北平城内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贝满女中、女一中等校学生，穿过警察封锁，汇集到新华门前。他们选出了12名代表，前去中南海居仁堂，向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六项要求。主要是大敌当前，应反对日本侵略华北，政府不反日，反而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及其他类似组织。何应钦事先得到信息，躲到小汤山，由他的秘书搪塞学生。此事激起学生愤慨，当即决定将请愿改为游行。游行队伍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队伍冲破军警的两道封锁线，到达王府井大街。途中，又有一些院校的学生陆续加入，总数逾千人。大批警察和消防队，以皮鞭、木棍、水龙殴打驱散学生，近百人受伤，30多人被捕。

　　被阻于城外的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学生，在西直门外召开群众大会，向市民及守城之军警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当天，北京大学的许德珩教授、中国大学的吴承仕教授等也参加了请愿游行。

　　北平学生请愿游行的消息，很快传遍国内外，并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响应，形成抗日爱国新高潮。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北平学联决定，从10日起，实行全市罢课，准备再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一二·一六”大游行

　　12月16日，下午上课钟刚敲过，高中部同学没进教室，齐聚礼堂。在静穆的气氛中，大会主席做了简要的动员，揭露投降派汉奸的卖国行径，指出日本侵略者“华北五省地方自治”的阴谋，在于吞食中国领土。在场同学怒不可遏，发言踊跃，个个义愤填膺。也有几位同学持“读书救国”和“保存实力”观点，她们的发言，受到嘘嘘声。

　　散会后，同学们一涌而出，到街上融入游行队伍中。为了避免军警的破坏和镇压，游行队伍不走大街闹市，而是从灯市口以西，经南河沿，南行出正阳门。游行队伍沿途高喊“团结抗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特殊化”。

　　沿途，游行队伍两旁，群众越来越多，有不少人跟着队伍走。大家神情严肃，不是来看热闹的。

　　游行队伍到天桥四面钟小广场时，小广场已经搭了一个小台子。台上的演讲和集会的口号声，起伏震荡。贝满同学因为喊出千万中国人要说的话而感到自豪。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的庄严的历史使命，也感到真正的力量所在。

　　当天色黄昏时，全副武装的警察、摩托车队，黑压压地从后面包围过来，游行队伍镇定自若，岿然不动。主席宣布散会，大会领导人把云集上万人的游行群众，调动得井然有序。东西南北短短几分钟内，四面钟小广场便空无一人。贝满的游行队伍从天桥北行折回。一路上，口号声，伴着沙沙的脚步声。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摩托车队，紧紧跟在队伍的两旁，如临大敌。

　　贝满队伍刚进正阳门，反动当局早已准备好水龙、木棒、大刀，向手无寸铁的学生队伍冲杀过来。带队的同学，一声令下，改变队形，原来在女生后面的男生，立即走到最前面，女同学殿后，组成纵队，大家手挽手，冲击军警的火力网，继续前进。有些同学还是受伤了，流血了。

　　在各界群众势不可挡的威力下，汉奸组织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延期成立。

　　贝满“一二·一六”大游行参与者之一、1936届校友冯秉如回忆说：“当时，我只是怀着强烈的民族义愤，参加到这个游行的行列中，对于运动的全部意义，远远没有理解，只是在斗争中亲眼看到了武装之军警镇压游行群众的残暴面目，也体会到了人民的力量。参加这次活动，可以说是我接受进步思想的一次洗礼。”

　　游行回来，冯秉如在学校里找到一间教室，邀请了几位同学开会，其中包括没能游行的同学。大家讨论下一步如何开展工作。“贝满救国会”就是在这间教室诞生的。冯秉如被选为主席，没能参加游行的1938届隽雅珍被选为文书。救国会成员到北京大学参加了救护培训。回来后，在校内组织同学们练习急救包扎，又到医院慰问绥远抗日前线的伤病员。

　　1936年初，寒假结束，贝满高中部来了几位插班生。其中冯宝中、申曼云、于绍、方王敏等，都是因为参加了“一二·九”运动，被所在学校开除。阮若珊是因为在学校参加“一二·九”运动，非常活跃。中共天津地下组织考虑到她的安全，指示她转移，并嘱咐她要以一个专心读书的面目出现。阮若珊考到贝满，离开了她所在的女附中。

　　贝满女中教学灵活，素以启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著称。同时贝满的民主，在全市也是有名的。表现在，全校师生从来都积极参加发生在全国、全市的爱国运动，校方领导对学生运动的参与者，始终采取保护的措施，从没有对这些学生进行任何的追究，也没对这些学生给以任何“违纪”处分。“一二·一六”的大游行，校方虽把校门关闭，以示“禁止”学生参加游行，但参加游行的同学，却可以从学校的后门顺利出去，回来后，继续在校园内宣传爱国抗日。

　　“一二·一八”罢课

　　12月18日，北平全市又组织了一次大中学校罢课活动。12月18日，星期一，上午，各年级同学都集中在各自的大教室。1940届徐树兰当年读初二，她在初二班大教室的讲台上，向一百二十位同学讲述她听到的关于“一二·九”“一二·一六”再次游行示威活动，因为这些游行活动，初中同学很少有同学参加。徐树兰的哥哥参加了这两次的游行，因此讲述得真切。徐树兰呼吁“我们贝满同学走出校门，站在抗日救亡的前列。今天，我们也应罢课，以实际行动，唤醒民众。”

　　此时，各年级也都在开会，讨论罢课的事情。管校长突然出现，他对学生会的同学说：“要遵守贝满校规，不许罢课。”同学与校长争辩，最后，管校长说：“好吧，学校从今天起，提前放寒假。”在学生运动高潮中，管校长决定“提前放寒假”，既支持了学生罢课的要求，也保护了学生领袖日后不会因组织罢课被当局强迫接受处分。这时，距离放寒假已不到一个月，各科教学基本告一段落，进入复习阶段，不致影响学业。

　　经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贝满师生认识到，亡国的危险迫在眉睫，任何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都不能忍受亡国之辱。必须行动起来，阻止卖国行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各种侵略阴谋。（李钟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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