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期间，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大办婚丧喜庆、收送礼品礼金等“四风”问题易发多发。为畅通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渠道，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推出了“五一、端午期间‘四风’问题监督举报曝光专区”，集中对各地查处的“四风”典型问题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强化警示震慑。

　　刹歪风、治陋习、树新风，兹事体大，自古为有识者所重视。东汉著名学者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说，“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治国理政要把辨察风尚、匡正民俗放在第一位。北宋文学家苏辙在《论台谏封事留中不行状》中说，“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为善；风俗一败，中人以上，皆自弃而为恶。”可见，风俗好坏直接影响人的思想，进而会影响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不可等闲视之。

　　北宋时期经济繁荣，却忽视正俗，致奢靡成风。史学家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记述：士大夫家招待朋友，常常事先准备几个月，如果酒不是按宫内酿法酿造的，水果、菜肴不是远方的珍品特产，食物不是多个品种、餐具不是摆满桌子，就会遭人非议，“以为鄙吝”。这种风气导致宋神宗时期贪墨横行，不可遏制。

　　针对当时的状况，王安石写了《风俗》一文，指出：“安利之要，不在于它，在乎正风俗而已。故风俗之变，迁染民志，关之盛衰，不可不慎也。”意思是说，使百姓获得安定与恩惠的要点不在于别的，只在于端正风气习俗而已。所以风气习俗的变化，影响到人民的志向，关系到国家的盛衰，不可不慎重。苏轼也在《上神宗皇帝书》中指出“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同样强调风俗的重要性，提醒为政者“辨风正俗”。然而，“浇风易渐，淳化难归”，浮薄的风气具有极大的惯性。到了宋徽宗时期，奢靡之风愈演愈烈。权相蔡京请同僚吃饭，单单一道蟹黄馒头就花去“钱一千三百余缗”，一顿饭吃下来至少上万贯。等北宋当政者意识到陋俗的危害，并下令予以矫治时，却已积重难返。

　　“风俗者，天下之大事也。”社会要发展进步、国家要繁荣昌盛、人民要富裕幸福，“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风俗”，而正风俗之道，莫先于以上率下。唐代宰相杨绾，素以勤俭廉政而声名远播。他为官一身正气，工作也极其严谨。原本有诸多不正之风的朝廷，在杨绾做了宰相不久，文武百官习俗大变，御史中丞崔宽主动拆除了别墅，中书令郭子仪把乐班子裁员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千也大幅削减车骑……“其余望风变奢从俭者，不可胜数。”

　　鉴古知今，以史资政，纠“四风”、树新风重在引导示范。党员干部带头尚俭戒奢、清正廉洁，做辨风正俗的参与者、实践者，就会产生向心力和感召力，进而会影响到一个单位、一个地区的风气和精神面貌。正如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所言，“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

　　好党风是好民风的风向标，好民风是好党风的扎根处。辨风正俗当从小处着眼，坚持不懈，抓好端午、中秋、春节等一个个节点，紧盯豪华粽子、天价月饼等一个个细节，常敲警钟，日积月累、久久为功，清风正气定能在广大干部群众中生根发芽、化风成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