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编写的《资治通鉴纲目》，所示版本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资治通鉴纲目》的篇幅远小于《资治通鉴》，体现了朱熹的理学思想。纲目体对后世影响深远，因为这种体裁最方便初学者使用，纲为提要，目为叙事，纲举目张，结构分明，便于查找。

　　

　　明万历年间刻本《资治通鉴》书影。左页可见“胡三省音注”字样，宋元之际的历史学家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的注，质量很高，为后世称道。右页目录中可见“唐纪八十一”字样，《唐纪》是《资治通鉴》篇幅最大的部分，精于唐史的范祖禹对这一部分做出了重要贡献。 资料图片

　　《资治通鉴》的完成，除了司马光的巨大贡献外，也离不开范祖禹、司马康等人的帮助。《资治通鉴》成书后，不断有人为之作注、续写，进行改编，其中胡三省的注最为后人称道，让《资治通鉴》的价值更为久远。

　　范祖禹为修史不问仕进，以“唐鉴公”雅称闻名

　　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耗费司马光十九年心血编纂的《资治通鉴》终于完成。在《进〈资治通鉴〉表》中，司马光提到了帮助他修书的四个人，同修为刘攽、刘恕、范祖禹，检阅文字为司马康。

　　三位同修中，范祖禹的年纪最小，他于康定二年（1041年）出生，高中进士后不久，就到洛阳随司马光修书，《资治通鉴》完成时，他44岁。

　　范祖禹是成都华阳（今成都双流）人。宋代四川人才辈出，诞生了不少文化世家，如眉山苏氏。范祖禹所出之华阳范氏，是一个崇尚儒学、世传史学的家族。华阳范氏和眉山苏氏两个家族间有交往，范祖禹与苏轼两人多有诗歌唱和，范祖禹曾向朝廷推荐他认为文章天下第一的苏轼担任经筵官等。

　　范祖禹的父亲早逝，他是由叔祖父范镇抚养长大的。范镇是北宋名臣、学者，《宋史》称范镇的学问“本于六经，口不道佛、老、申、韩之说”，申指的是申不害，韩指的是韩非子，都是法家的代表，可见范镇以“纯儒”自任，这也影响到家学传承，与眉山苏氏相比，华阳范氏较少谈论佛老。

　　范镇曾与欧阳修、宋祁等共修《新唐书》，参与编修《仁宗实录》，具有史学才华。范祖禹由其抚养长大，亦得史学之真传。范镇对范祖禹视如己出，而范祖禹心中常以孤儿身份为羁绊，家族聚会时常愁容满面，书是他最好的朋友，他专心致志闭门苦读，在嘉祐八年（1063年）考中进士。

　　他由此进入仕途，在随司马光修书之前，曾担任过资州龙水知县（在今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据载范祖禹任上“宽简爱民，尤以兴学校为务”。

　　熙宁三年（1070年）起，司马光蛰居洛阳，专心编修《资治通鉴》，范祖禹也是从这一年起，跟随在司马光身旁，帮助他修史，这一修就是十五年。十五年中，范祖禹绝意仕进。

　　对此，司马光心中很是过意不去，觉得自己耽误了范祖禹的前程。在元丰七年《资治通鉴》修成之际，司马光向朝廷上书推荐范祖禹，范祖禹不到二十岁时，两人就已相识，共同修史十五年后，司马光认为没有人如他一样了解范祖禹的美德——“智识明敏而性行温良”“好学能文而谦晦不伐”“操守坚正而圭角不露”，这实在是极高的评价，由此可见司马光十分欣赏范祖禹。

　　此处须对“圭角不露”做些解释。《礼记·儒行》说的是儒者应是什么样子的，其中有一句“毁方而瓦合”，东汉郑玄为这句做的注释是“去己之大圭角，下与众人小合也”，唐代孔颖达疏曰：“言儒者身恒方正，若物有圭角；不欲异众过甚，去其大圭角，言犹有小圭角也。”不露圭角，即不露锋芒。儒者不是没有圭角，但可以选择不露圭角，以此减少自己与他人的分歧，让自己的主张得到更多人的理解。

　　司马光结合范祖禹的优势，向朝廷建议可让他供职秘书省，“观其述作”，或担任经筵官，“察其学行”。范祖禹日后果然成为经筵官。经筵官在朝堂之上进讲经史、以备顾问，一般由道德高尚、学问精深之人担任。

　　范祖禹十分看重每一次进讲，在正式进讲之前，会在家中先演练一遍。苏轼称赞范祖禹为“当今经筵讲官第一”，“言简而当，无一冗字，无一长语，义理明白，而成文粲然，乃得讲师三昧也。”

　　《资治通鉴》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共294卷，《唐纪》的篇幅最大，达81卷，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各纪加起来29卷，唐五代史共计110卷，占了《资治通鉴》三分之一篇幅。在时间上唐五代离宋近，大量原始材料还存世，因此唐五代史是《资治通鉴》中最具价值的部分，历来研究唐五代史的学者，都将《资治通鉴》视作必读之书，而范祖禹为这一部分的成书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样的历史事实，不同人观之会有不同的思考。范祖禹另撰有《唐鉴》一书，体现了他本人对唐史的思考，受到北宋理学发展的影响，《唐鉴》鲜明体现出“以理入史”的思想，即以理学的观念来评点历史，《唐鉴》有“臣祖禹曰”，即范祖禹的评论接在一段史事之后，由此可了解他对其人其事的观点。

　　《唐鉴》于元祐元年（1086年）完成。问世之后，大受欢迎，范祖禹获“唐鉴公”之美称，由于这一美称传播广泛，竟使范祖禹幼子范温有以下遭遇。在宋徽宗政和年间（1111年—1118年），范温游汴京大相国寺，众人认出他是“《唐鉴》儿也”。

　　范祖禹的长子范冲，曾参与重修《神宗实录》《哲宗实录》。从范镇开始，华阳范氏三代人都有修史之功业，是为“三范修史”的美谈。无怪乎有人说，在褒扬眉山三苏的文学时，不要忘了华阳三范的史学。

　　司马康谨遵父亲教诲，传承清白家风

　　元丰七年《资治通鉴》成书时，担任检阅文字的司马康35岁。司马康与司马光有特殊的关系，司马康系司马光之子，更准确说是继子。

　　据当代学者考证，司马光的两个儿子皆夭折，哥哥司马旦将其子司马康过继给弟弟司马光。司马光夫妇十分疼爱司马康。据范祖禹为司马康写的墓志铭，司马康长大后，“入官或数日不返家，夫人辄忧思形于寐魇；或逾月而后归，则相顾惨然喜欲泣”。

　　司马光的家书名篇《训俭示康》就是写给司马康的。在这封家书中，司马光首先说本家起于寒微，“世以清白相承”；接着说自己本性“不喜华靡”，平生不追求衣食上的享受，衣服只要能保暖、饮食只要能果腹就可以了，“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

　　之后司马光从现实与历史、正面与反面等维度展开论述，抨击了当时社会上弥漫的奢侈风气，希望司马康记住“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的道理，以古今崇俭戒奢者为榜样，将尚俭的清白家风传下去。

　　司马光并非只在《训俭示康》一文中强调俭约传家的重要性。司马光的《居家杂仪》开篇即说家长要“制财用之节，量入以为出，称家之有无以给”“裁省冗费，禁止奢华，常须稍存赢余，以备不虞”。

　　元祐元年，司马光逝世，按照传统礼法，司马康回乡守制三年。司马康结束守制后，回到朝廷，任秘书省著作佐郎、经筵官。

　　元祐四年（1089年），他向朝廷建言，“民以食为天，自古祸乱之兴，皆由饥馑。为国必有九年之蓄，乃可以备水旱”，考虑到北宋境内近来水旱灾害不断，百姓的口粮成问题，应趁着今秋粮食丰收之时，注意收集粮食，统归官仓储备，“夫国家积贮，惟以安国，民安则国安”。在这篇文章中，最为人称道的一句话是“凡为国者，一丝一毫皆当爱惜，惟于济民则不当吝”。

　　这位心怀百姓、心忧天下的官员，在写下上述文字的第二年，竟病至无法履职。司马康病重时，家人想请一位叫李积的医生来家中诊治，李积已经七十多岁，且住的地方离司马康家较远。同乡人听说此事后，纷纷上门请李积前去，说：“百姓受司马公恩深，今其子病，愿速往也。”李积动身前去，到后发现司马康已病入膏肓、无力回天。司马康临终前，对妻子说此生最大的遗憾是“不报国恩”。

　　范祖禹为其撰写墓志铭时，称赞司马康“为人洁廉，未尝言财”。范祖禹和司马康有太多相同的经历，都曾帮助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都曾任职秘书省、担任经筵官，而今比自己小九岁的好友先去了，诚为悲痛。

　　书稿遗失不气馁，胡三省积三十年心血为《资治通鉴》作注

　　《资治通鉴》这样一部巨著，规模宏大，涉及的历代人物、史事、地理、典章制度繁多，如果没有人为之作注，阅读难度是不小的。《资治通鉴》成书后，出现了多个注本，最优秀的注本出自宋元之际一位叫胡三省的历史学家之手。新中国成立后，对《资治通鉴》进行系统整理时，采用的底本是清代胡克家翻刻元刊胡三省注本。

　　胡三省毕生精力，都用在注《资治通鉴》上，其间备尝辛酸。胡三省有意为《资治通鉴》作注，起于热爱史学的父亲的叮嘱。当时有三种《资治通鉴》的注本，其中一种署名司马康，但经过考证只是托名而已。这三种注本，一种已佚，另两种都不理想，错误颇多。父亲问胡三省，你能为之刊正吗？胡三省回答：“愿学焉。”

　　胡三省一边准备科举考试，一边谨记父亲的嘱托，“史学不敢废也”。宝祐四年（1256年），27岁的胡三省考中进士。这一科的状元是文天祥，同榜进士还有陆秀夫、谢枋得，这三人在宋元之际的动荡时局中，皆以身殉国。胡三省激于此，在为《资治通鉴》作注时，不时流露出亡国之痛，寄托其强烈的民族气节。

　　从考中进士这年起，他正式开始了作注的“工程”。称其为工程并不为过，他第一阶段的成果《资治通鉴广注》的篇幅达97卷。写作《资治通鉴广注》时，胡三省在外为官，他用公务之余的时间写作，对于在某方面深有研究的人，他也会去拜访求得指教。令人痛惜的是，这部书稿在宋元之际的战乱中丢失了，多年心血毁于一旦，胡三省没有气馁，而是重新开始。

　　胡三省再度为《资治通鉴》作注，采用的是与从前不一样的方法，《资治通鉴广注》是在《资治通鉴》外另成一书，这一回他的《资治通鉴音注》则是将自己的注文散入到《资治通鉴》正文中。这项工程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完成，三十年匆匆而过，如白驹过隙，但人间已发生许多变化，朝代更替，文天祥、陆秀夫已不在人世了。从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起，他又开始撰写《通鉴释文辩误》，此书与《资治通鉴音注》相辅相成。

　　胡三省在为《资治通鉴》作注时，做了一些为后世历史学家称道的开创性工作。柴德赓在《史籍举要》中说：“十七史中，除前四史外，胡氏以前，无人作注……胡三省《通鉴注》自《晋书》以下，至于五代，都要自起炉灶作注，工程非常艰巨，比王夫之读《通鉴》一遍当然难，比袁枢作《通鉴纪事本末》也难得多。”

　　明清之际的历史学家王夫之有《读通鉴论》一书，是古代史评的经典之作。南宋历史学家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以事件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与以时间为中心的编年体、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史书的三大体裁。南宋大儒朱熹所著《资治通鉴纲目》则是纲目体的开山之作，纲目体是编年体的一个变体，纲举目张，纲为提要，用大字书写，目为叙事，用小字书写，条理清晰、结构分明，最适合初学者使用。

　　一部《资治通鉴》凝聚了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的心血，亦启发了许多人为之作注、续写，进行改编，从而创造了一个浩大而精微的历史世界，让古今无数读者遨游其中，获得历史智慧。（陈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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