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有这样一句话：“伴君如伴虎。”意即在皇帝身边任职一不小心便可能惹祸上身。特别是肩负规谏皇帝、纠弹百官重任的谏官，如何在权力中枢永葆凛凛气节和磊落胸怀，坚持忠言直谏、不辱使命呢？

　　或许，人们可以从北宋著名谏官刘安世（1048—1125年）的身上找到答案。《宋史·刘安世传》有载，他当面向皇帝汇报奏议、争论政事时，遇到天子盛怒也丝毫不惧，而是手执书简，静立一旁，等其怒气稍减，再行复奏。因此，刘安世被尊称为“殿上虎”，众人无不敬畏。

　　刘安世一生恪守“诚”字，为人诚实忠信，廉正刚毅，不为利益所笼络，不为强权威逼而屈服，因触怒权臣而不断遭到贬谪。北宋官场人人避之不及的“八州恶地”，刘安世就因贬官去过其中七处。在梅州（今广东梅州），他甚至遭到暗杀，却仍旧淡看生死，岿然不动，赢得了苏东坡口中“真铁汉”之赞誉。

　　以“诚”立身 言行一致

　　刘安世，字器之，号元城，出生于大名府元城（今河北大名）一个仕宦家庭，父亲刘航与司马光是同年进士，曾任虞城、犀浦知县，宽猛并用，颇有治绩。

　　受父辈影响，刘安世年少时即“持论已有识”，他时常发表对政事的看法，颇有见地。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刘安世登进士第，但出人意料的是，他选择了辞官不就，跟随当朝宿儒司马光潜心修学，数年后才出仕为官。求学期间，刘安世曾向老师请教立身行事的要诀，司马光以一个“诚”字作答，并教导他从“不妄语”（不说假话）开始。

　　不说假话，听起来似乎并非难事，但初涉仕途的刘安世却发现，日常所行与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元丰年间，刘安世调任洺州（属河北西路，今河北永年一带）司法参军。当地有一个臭名昭著的贪官，转运使吴守礼有意稽查此人，向刘安世询问意见。起初，他谎称不知情，随后又内疚不安，深感自己没有诚实以对，愧对司马光的教诲。此后，刘安世愈发谨言慎行，7年后才真正悟通“诚”的含义，达到了“言行一致，表里相应”，从此“遇事坦然，常有余裕”。

　　公正廉明 尽职尽言

　　担任谏官期间，刘安世直言上疏，关注君主与百官的道德修养、参议朝政阙失，主张国家应该“重法度”，明刑罚。刘安世晚年编订的《尽言集》中，记录了近两百条进言奏议，“用事下字皆精切，气节凛凛如严霜烈日”（宋·费衮《梁溪漫志》）。这部奏议集以“尽言”为名，也暗含了刘安世“尽心建言”的用意。

　　刘安世存世的奏疏中，许多都与抨击达官显贵有关。北宋中后期，朝中高官举荐子弟亲友“走捷径”把持要职的现象蔚然成风，刘安世多次上奏表示反对。即便是对文彦博等“耆德魁旧”（有道德学问的年长旧臣）授予亲戚官职之事，他也一律据实上奏，弹劾不讳。

　　权臣章惇以儿子的名义，强行贱价购买民田。针对此事，刘安世连上11道奏议，请求朝廷对此类行为严惩不贷，以“稍正国体”，从而令“天下信服”。

　　后来，刘安世被提拔为左谏议大夫。当时，宋哲宗还没选立皇后，民间传言宫中征求婢女。刘安世便上疏劝谏皇帝，趁年轻要勤研经史，多向大臣学习古今治乱之道，不要沉溺于女色。哲宗俯首不语，高太后只好回复称并无此事、纯属谣传。

　　不受利诱 不惧威逼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起用章惇为相，旧党士人纷纷遭到罢官免职。刘安世受此牵连，一再遭到贬谪，后来更被“投荒”(流放)达7年之久。

　　绍圣四年（1097年），新党在同文馆置刑狱，审问元祐旧党官员，史称“同文馆之狱”。章惇、蔡卞等人趁机罗织罪名，欲将刘安世置于死地，幸而谗言未被采纳，刘安世被贬至梅州（今广东梅州）。

　　贬官途中，章惇等人先是遣人与刘安世会面，胁迫其自杀，未能得逞，又密谋派人一路追至梅州，伺机刺杀。梅州地方官员闻讯特意赶来报信，刘安世大难临头，依旧面不改色，与众人饮酒谈笑，淡然说了一句“死不难矣”。他徐徐写了几页书信交予仆人，吩咐遵照执行，上面记载的都是一起被贬、有生死之虞的同僚家事。所幸刺客呕血暴毙，刘安世才逃过一劫。

　　在梅州，刘安世创设了当地第一间书院——“梅城书院”，亲自招生授徒，把中原兴办教育的做法引入岭南。据清代光绪年间《广东通志》记载，他还建立了一套适用于书院的管理体系，充分发动地方贤达支持，使梅州文教渐兴，“士习民风翕然丕变”。

　　刘安世北归之后，梅州人民将书院更名为“元城书院”以示纪念。自此，梅州学风之盛千年不衰。

　　据《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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