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春，毛泽东与母亲文七妹（右二）在长沙合影

　　“我家有‘两个党’”

　　“韶山冲，长又长，砍柴做工度时光。鸡鸣未晓车声叫，隔夜难存半合粮。韶山冲，冲连冲，十户人家九家穷。有女莫嫁韶山冲，红薯柴棍度一生……”难以想象，伟人毛泽东就诞生在这首民谣所歌唱的地方，偏僻得不能再偏僻的韶山冲。

　　毛泽东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因为前面两个孩子都在襁褓中夭折，备受打击的母亲文七妹为了把第三个孩子平安养大，便带着毛泽东回了湘乡的娘家唐家圫。因此，毛泽东的童年是在外公外婆家度过的，直到9岁才回韶山冲。

　　从9岁到13岁，毛泽东先后在4所私塾的4个老师门下读书，几乎是一年换一个私塾。毛泽东对这种私塾封建式教育难以接受，再加上父亲让他读书的初衷基本已经实现，他完全可以胜任父亲交给他的“记家账”任务。在13岁到15岁这两年，毛泽东干脆停学，“白天完全做着大人的工作，晚上代父亲记账”。

　　父亲毛顺生的性格倔强，脾气还有些暴躁。毛泽东时常对父亲的专制不满并自行其是，做了很多“忤逆不孝”的抗争。为此，毛泽东风趣地说：“我家有‘两个党’。一个是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是我、我的母亲和弟弟所组成的，有时甚至雇工也在内。不过，在反对党的‘联合战线’中，意见并不一致。母亲主张一种间接进攻的政策，她不赞成任何情感作用的显明的表示和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说这样不合乎中国的道理。”毛泽东的这个比喻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普通民众的普遍心态。从这个时候开始，毛泽东在思想上似乎就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

　　

　　毛泽东故居

　　这个时候，最爱革命的湖南人在长沙等地“造反”不断，同样也波及韶山这个偏僻的山沟沟。毛泽东家因为父亲毛顺生的经营，已经成为韶山冲的“大富”，因此也成了“造反”的对象。毛泽东回忆说：“第二年，新谷还没有成熟，冬米已吃完的时候，我们一村发生食粮恐慌。穷人向富户要求帮助，他们发动了一个‘吃米不给钱’的运动。我的父亲是一个米商，他不顾本村缺少粮食，将许多米由我们的乡村运到城里。其中一船米被穷人劫去，他气得不得了，但我对他不表同情。同时，我以为村人的方法也是错误的。”

　　毛泽东和父亲的主要矛盾就在这里。他与母亲之所以能结成“联合战线”，更多的还是因为“母亲是一个慈祥的妇人，慷慨而仁爱，不论什么都肯施舍。她很怜惜穷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给那些跑来乞讨的人。不过在父亲面前，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显然，毛泽东更热爱母亲，而母亲的优秀品德也给了儿子深刻的影响。

　　在私塾读书时，中午都是自带午饭。有一天，毛泽东发现同学黑皮伢子因为家里穷，没有带午饭，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午饭分了一半给黑皮伢子吃。此后，毛泽东每天吃午饭时都叫上黑皮伢子，自己却饿着肚子等到晚上放学回家再狼吞虎咽一顿。

　　细心的母亲对儿子饭量陡然大增感到奇怪，就问毛泽东：“你上学读书怎么比在家干活还吃得多呀？”毛泽东知道母亲不会责怪他，就把自己的秘密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母亲。母亲知道原委后，慈爱地说：“石三伢子（毛泽东的乳名），你做得对，只是你不该瞒着我，应该早点跟我说，我好给你多带点饭，省得两个人都吃不饱，不能饿坏了身子呀！”此后，母亲每天都给毛泽东准备两份饭。

　　有一年秋收时节，家家户户都忙着在田地里收割谷物，谁知天气突变，下起了暴雨，于是男女老少都赶回自家晒谷场收稻子。雨越下越大，毛顺生始终不见石三伢子回家帮忙收稻子，眼看着稻子被大雨淋湿，有的还被冲走。费了好半天工夫，稻子终于收好了。这时毛泽东才浑身湿淋淋地匆匆跑回家，原来他去帮助一个佃农收稻子去了。

　　毛顺生知道后，气得破口大骂。毛泽东理直气壮地说：“人家是佃的田，要交租，淋湿发霉坏了和冲走了就了不得，连吃的都没有了。我们家是自己的田，淋湿一点、冲走一点也饿不着，怕什么！”毛顺生见儿子如此说，气得浑身发抖，扬手就打。还是母亲拉住了他，劝说了半天才罢休。

　　显然，在遥远的长沙发生的饥荒“暴动”和“造反”事件，与韶山冲发生的事是“密切发生在一起的事件”，在毛泽东的心灵中遥相呼应，产生了某种震动。毛泽东思想上受维新派的影响已经逐步开始“革命”。

　　“男儿立志出乡关”

　　在毛泽东16岁这年，韶山冲粮食短缺，族长却将100多担稻谷封存在毛氏宗祠里进行倒卖，不平粜给断粮的乡亲。毛泽东将这件事抖搂了出来，一下子在韶山冲翻了天。父亲害怕儿子惹出事端，便打发毛泽东去湘潭一家米店当学徒。

　　“但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一个有趣的新学校。于是不顾我父亲的反对，立志进那个学校。”这所学校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不大注重经书”，“西方的‘新知识’教授得较多”，教育方法很“激进”。但父亲不同意，于是母亲又站在了毛泽东一边，和儿子一起联合劝说丈夫，并请亲朋好友一起来说情。在众人的轮番解释劝告下，毛顺生才答应满足儿子的愿望。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远离家乡。临行前，毛泽东偷偷抄改了一首“立志诗”夹在父亲的账簿里，送给父亲。他似乎是在向父亲立下“军令状”，表达自己一心向学和志在四方的信心决心。“立志诗”是这么写的：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毛泽东在离家50里外的东山小学只读了半年，就“开始渴想到长沙去”。于是，毛泽东在好不容易说服了父亲之后，过了年，就挑着简单的行李到了长沙。

　　“母亲就是最后这一种人”

　　1918年6月，25岁的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为了理想，毛泽东匆匆探望了病中的母亲，就远行去了比长沙更远的北京。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离开湖南，走向全国。

　　1919年初，所有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出国手续都已经办好。3月12日，因为母亲病重，毛泽东决定辞职回家。这时，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五四运动正在酝酿中，毛泽东一到长沙，就开始主持新民学会会务，同时担任修业小学的历史教员。这时，母亲在弟弟毛泽民和毛泽覃的护送下来到长沙治病。

　　毛泽东一边教书，一边组织爱国运动。工作的繁忙自不必说，但毛泽东还是尽力抽出时间陪母亲去看病，四处求医问药，在20多天里，他“亲侍汤药，未尝废离”，竭尽人子之责，孝敬可亲可敬的母亲。

　　毛泽东知道，对于52岁的母亲来说，从遥远的韶山来到省城长沙，机会难得。于是，毛泽东便带着母亲和弟弟们一起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而这也是文七妹第一次照相，也是最后一次、唯一的一次。母亲坐在椅子上，慈眉善目，安详和蔼，端庄大方，看上去并不像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3个儿子分立母亲两侧，这个时候，毛泽东26岁，毛泽民23岁，毛泽覃14岁。而这张照片也成了毛泽东一家最早的照片，也是兄弟三人唯一的一张合影。

　　母亲在长沙小住了一段时日，便由弟弟毛泽民护送回家。然而，让毛泽东想不到的是，这竟是他和母亲的最后一次相聚。

　　10月5日，母亲病逝，噩耗传来，如晴天霹雳，毛泽东立即停止手中的一切活动回家奔丧。毛泽民告诉他，母亲临终时还在呼喊着他的名字，毛泽东闻言，心如刀绞，悲痛至极，热泪长流。在闪烁昏黄的油灯下，毛泽东挥笔写下了他一生中最长的一首诗歌《祭母文》，将自己的痛苦、悲伤、思念、惆怅、悔恨、感恩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毫无疑问，母亲的病逝是毛泽东26岁的生命年轮里最为痛心疾首的事情！

　　后来回到长沙，仍然沉浸在失去慈母之痛中的毛泽东给他的好友邹蕴真写信，对母亲的高尚品德仍念念不忘。他说：世界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而他的母亲就是最后这一种人。

　　

　　1919年，毛泽东同父亲毛顺生（左二）在长沙合影

　　1920年1月，在母亲去世才3个半月的时候，毛泽东的父亲也积劳成疾，因患急性伤寒医治无效病逝。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此后的1925年和1927年，毛泽东都曾回韶山短暂停留，每每回到故乡，毛泽东总要到父母亲的坟墓前祭奠，缅怀父母的养育之恩。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在罗瑞卿等人的陪同下，回到了他1927年离开后就没有再见的故乡。毛泽东站在故居中父母的照片前，久久伫立，久久凝望，好一阵子，他才指着照片跟随行人员说：“这是我的父亲、母亲。我父亲得的是伤寒病，我母亲头上生了疱，穿了一个眼。只因为是那个时候……如果是现在，他们就不会死了。”当毛泽东走到自己的卧室，看到他与弟弟、母亲的合影，一下子高兴得像个孩子，用家乡话说：“咯是从哪里拱出来的呀？”旁边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是外婆家的表兄们保存下来的。66岁的毛泽东轻轻地点了一下头。

　　第二天清晨，毛泽东一个人静悄悄地爬上一座松青柏翠的小山，这里安葬着他的父亲、母亲。他随手折下一枝松枝，将它插在父母坟墓前的泥土上，作为祭奠。

　　当天晚上，毛泽东住在韶山宾馆松山一号楼，辗转反侧，夜不成寐，嘴里念念有词，黎明即起，作《七律·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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