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仪休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国相，司马迁在《史记·循吏列传》中评价他是“奉法循理，无所变更，百官自正”，意思是说他是个奉法的中规中矩好官，让百官都自觉端正了自己的言行。

　　因为学问好，公仪休与孔子一样也收了许多学生。有一天，公仪休的一个学生前去拜访他，正好遇到有人来送鱼，结果公仪休没有接受。送鱼的人非常失望，便带着鱼走了。学生十分了解自己的老师，公仪休其实是喜欢吃鱼的，甚至已经到了嗜吃的程度。可当别人送来老师爱吃的东西时，老师为什么没有收下呢？

　　见来人走了，学生便将自己的疑问说了出来。公仪休解释道：“正是因为喜欢吃鱼，所以才不接受。一旦接受了别人馈赠的礼物，那就意味着受制于人，无法拒绝别人提出的要求。贪赃就有可能枉法，这样一来岂不是得不偿失？现在担任这个官职能满足自己喜欢吃鱼的爱好，何必要再接受别人的馈赠？如果接受了别人送来的鱼，出了问题被罢免了官职，到时候谁还会给我送鱼呢？所以我不接受。”

　　在人际交往中其实很难判断对方是否存心贿赂，毕竟仅仅只是一条鱼而已。但公仪休防患于未然，哪怕只是一针一线，不是自己应得的都不会心安理得地接受。既然存在贿赂的可能，那就不要存在侥幸心理，给别人提供行贿的机会，给自己找受贿的理由。

　　《韩非子》评价这一行为的时候说：“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于人之为己者，不如己之自为也。”意思是说公仪休懂得依靠别人不如依靠自己，靠别人相助不如自己帮助自己的道理。因为看得透，所以放得下，公仪休的这种自我约束是定力，是修养，也是智慧。

　　鱼只是平常之物，送鱼极有可能是送金银财帛的前奏，有人可能想先从其口腹之欲上打开一个口子，然后逐渐加码。开了这个先例，以后就难以控制了。当然，也不能全然否定了送鱼人的一番好意，所以也要讲究拒绝的方法，不能形成矛盾、激化矛盾，影响未来工作的展开。

　　在拒绝馈赠这件事情上，既要有坚决的态度，又要有周全的方法；既要有自律的觉悟，又要懂得维护好人际关系。这是为官者需要具备的素养。

　　公仪休是个心系百姓的好官，他规定鲁国的官员不得经营产业，以防止官员与民争利。公仪休家里的菜园种出的蔬菜味道不错，妻子做好后端给他吃，他却没有称赞妻子懂得俭省，而是拔光了菜园里的所有菜；妻子自己织好布后给家人做衣服，他就把织布机烧毁，让妻子回了娘家。这样做的理由是，如果做官的人家里经营产业自给自足，农民种出来的粮食和妇女的手工产品就没有销路了。

　　公仪休的行为看上去有些不近人情，实际上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低的反映。春秋时期，人们对于自然的改造是很有限的，生产技术水平低，社会资源匮乏，上位者通过向下层劳动者征收税赋来满足物质需求，但是底层劳动人民只能依靠出卖体力来养家糊口，如替人做工、卖米、卖菜、卖肉、出售布匹及手工艺品等。统治阶级本身已经享受着丰富的物质资源，能依靠俸禄换取日常所需，不必亲自劳动，如果带起所谓“自给自足”的风气，官场上下便会效仿，势必会影响下层劳动者的收入。

　　公仪休正是因为明白富裕的人在经济活动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的消费活动会推动商品交易的发展和繁荣，所以他宁可自己多花钱从外面买菜买布，让普通老百姓有生意做、有钱赚。司马迁评价公仪休的做法是“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公仪休拔葵去织的做法中蕴含着深刻的治国之道。

　　西汉的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策问的对策中，也提到了“受大者不得取小”的理论。在他看来，上天在造物的时候是相对公平的，给予你优势就会给你劣势，例如“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即猛兽长了锋利的牙齿就不会再长角，长了翅膀的鸟类就只能有两只脚。所以做官的人就不应该靠体力劳动来吃饭，也不谋取工商之利，以防止与民争利。

　　如果那些身居上位的人凭借他们的势力与民争利，老百姓不可能争得过他们，时间长了，许多为官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百姓天天受到剥削，生活难以为继，那么走上犯罪道路就是难以避免的事情了。所以后来董仲舒建议汉武帝限制官员经营产业，认为只有实现了“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才能出现“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的局面。

　　董仲舒高度评价了公仪休的做法，认为他作为高官能起到示范作用，使“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既能影响官场风气，也能教化民众，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周易·解卦》中说：“负且乘，致寇至。”意思是说背负着东西还要乘坐华丽的车招摇过市，会招致盗贼。贪心的人得到的多，就容易受到关注，也就容易招致祸患，因而贪婪的官员的祸患要比普通人的大。肉体受到攻击容易躲避，但意志薄弱者就很难防范“糖衣炮弹”了。“送鱼”是经过考虑的“投其所好”，背后的意义绝不仅仅是表达友好。拒绝接受他人的礼物并非拒绝他人的好意，为政者应该区分清二者的内涵，坚守道德底线，树立清正为民的执政观念。

　　古人讲究“在其位，谋其政”。公仪休没有变法革新的成就，也没有抵御外侮的战功，却能成为受儒家典籍与历代政治人物推崇的清廉官员，与他坚守底线、“不与民争利”的思想分不开，他的言行对于后世官员有着借鉴意义。

　　正所谓：拒受贿鱼身自清，与民无争心志明。以己化人淳风俗，百代流芳传廉行。（摘自《清官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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