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谋攻篇》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夺取淮海战役的胜利，华东野战军专门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从各方面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各级政治部的敌军工作部门更是使出浑身解数，大显身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深入细致调查敌情

　　早在1947年冬，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和敌工（联络）部长吴宪就决定成立外线工作组，重点调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所属部队的驻地、编制序列、兵力配备、武器装备、部队成分、主要高级军官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各部队的内部及外部矛盾以及电台密码等。外线工作组对外公开名称叫“徐州办事处”，后因移至砀山县北部，亦称“华野驻砀办事处”。

　　华野敌工部门采取各种手段，运用各种关系，深入、仔细地调查国民党徐州司令部的各种情况。打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任少尉司书的中共地下党员钱树岩，每天经办的大都是绝密军情，如上报国防部的人马统计、司令部下达的命令、各部队往来的机要代电、敌军的调动情况和行军驻地等；打入国民党联勤总部驻徐州第十八补给区电台的地下党员张梦达，负责报务工作，他对敌人武器装备、物资供应、战斗减员等方面的情报，了解甚多；敌工部还派人打入徐州火车站，调查每天过往的军车，注意敌人兵力调动及部队番号、人数、武器装备、来去地点等情况。

　　华野敌工部将调查所得的敌情，及时上报有关领导，有的还向各部队发出通报，供各部队首长了解和掌握。如有一份敌情通报详细介绍了敌军主官的情况和特征，要求在俘虏中查找、识别，不使其漏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这份情报虽不完全准确，但都是敌工部门冒着巨大风险通过多种渠道搜集来的，为查明敌军高官起到了一定作用。例如杜聿明被俘后，剃掉了日本式小胡须，身穿士兵棉大衣，谎称是“十三兵团军需官高文明”，以致骗过了不少人。在他坦白自己的真实身份后，为防有误，华野第四纵队司令员陶勇特派敌工部长蒋克定带上杜聿明的照片，赶到前线核实。又如敌第九军中将军长黄淑，战败逃跑时摘下了肩章、领章，被俘后谎称是中校，结果也被清查出来。

　　攻心为上，攻城次之

　　淮海战役开始后，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于1948年11月致电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报告说：淮海战役政治攻势已有全盘部署，已组织一部分被俘国民党高级军官联名写了《告国民党官兵书》，动员他们起义或投降。关于利用华东广播电台进行广播一项，根据自愿原则，现已组织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官王耀武、霍守义等12人进行口语广播，广播词亦已由本人拟好。

　　这些国民党高官现身说法，以亲身经历讲述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对动摇敌人军心、瓦解其斗志，起到很好的作用。

　　在围歼黄百韬兵团时，华野在各连队成立了“攻心组”“喊话组”，针对敌人大都是广东籍和四川籍的特点，同乡士兵用家乡话开展火线政治攻势。在新沂县窑湾镇围歼敌六十三军（粤军）的战斗中，喊话声漫山遍野，不绝于耳，颇有点像当年项羽被困垓下“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的情景，有的敌军甚至吹起了欢迎号和集合号，自动集合并将武器放在地上，仅仅经过一夜战斗，该军一万余人马即告灰飞烟灭，被华野一纵等部全歼。

　　淮海战役第三阶段，华野将杜聿明集团30余万大军团团围住。当时天气寒冷，雨雪纷飞，敌空中接济断绝。包围圈内，冻死、饿死的敌人暴尸荒野。

　　1948年12月17日，华野政治部专门下发《关于开展政治攻势、争取大量瓦解敌人的指示》，陈毅、粟裕、谭震林两次联名致函杜聿明，劝他放下武器。华野敌工部编写了喊话材料，并指导各纵队开展连续不断的、上下结合的火线政治攻势。特别是毛泽东亲自为中野、华野起草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使前线政治攻势达到新高潮。

　　“攻心为上，攻城次之。”淮海战役中，华野发动的强大政治攻势取得了显著成效，加速了敌人瓦解的过程，自动前来投降者络绎不绝。

　　国民党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以顽固著称，但他对华野的政治攻势却极度恐慌，下令将他最信得过的所谓“敢死队”替换下第一线士兵，不料很快就有20多名“敢死队”成员向我军投降。

　　华野还组织了“火线乐队”，在朔风怒号的黑夜对敌人演奏《孟姜女》《白毛女》等歌曲，然后喊话劝降，3天内就争取到100多名敌军官兵冒死越过敌封锁线投向我军。

　　据战后不完全统计，华野在淮海战役中通过火线政治攻势而争取到的敌军多达1万人。

　　内部策反，阵前劝降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是围歼国民党第七兵团。当黄百韬的兵团部被华野大军包围在碾庄以后，激战至1948年11月17日，敌四十四军已大部被歼。

　　中午时分，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由新四军第五师秘密打入敌营、时任该军一五〇师四四九团上校团长的肖德宣，乘机将师长赵璧光、四四八团团长何亚颜“请”到四四九团指挥所。事前，肖德宣已对全团的连以上军官讲清了面临的形势，做好了策反工作，并将搜索连连长和特务排排长布置在团指挥所入口处加强警戒。赵璧光和何亚颜来到后，实际上已被肖德宣所“软禁”。

　　战场上炮火激烈，团指挥所内气氛紧张。肖德宣简短讲了面临的不利处境后，单刀直入地问道：“师座、何团长，是打，是坚守，是投降，还是逃到兵团阵地上去？”

　　赵璧光心知大势已去，低头不语。何亚颜脸色灰暗，两眼直盯着赵璧光。

　　沉默了约十分钟，站在一旁的二营营长余孟刚大声说：“要打，请师座、何团长去打！我们是不打了，孤儿寡母哭起来可怜！”

　　赵璧光环顾四周，都是肖德宣的亲信，只得无奈地说：“现在就只有你们团是完整的。肖团长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干好了。”

　　肖德宣立即抓住话题：“师座，我认为刚才余孟刚营长的话很有远见。不过这么大的事，还是请师座和何团长决定。”

　　赵璧光长叹一声，说：“不打，就投降吧！”

　　于是，肖德宣当场写了一张纸条：“国民党第四十四军一五〇师师长赵璧光决定战场起义，请即派队前来占领阵地。”当即派余孟刚和四连连长一起送给解放军。

　　很快，对面阵地上的华野第六纵队派人前来接受该部投降。华野又乘势向敌发起猛攻，全歼四十四军残部，活捉军长王泽浚。黄百韬兵团的门户一下洞开，碾庄核心阵地完全暴露在我军的攻击矛头之下，5天后被华野一举攻克。

　　淮海战役最后阶段，华野大军于1949年1月6日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敌七十二军（川军）军部和三十四师的两个团，被我军包围于胡庄地区。9日，敌三十四师师长陈渔浦向副军长谭心提出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降。谭心随即召集一六二师师长陈元良、二三三师师长徐华等人商量后，即派出二三三师参谋长余勋闳，以七十二军参谋长名义，来到华野十纵前线指挥所进行和谈。

　　余勋闳在谈判中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不公开宣布该军是向我方投降；二是对愿意回家的军官要保证其有回家的自由。我军同意第一条，而对第二条则坚持在协议上写明：“有个别校级以上军官愿回家者，可尊重其意见，予以方便。”

　　最后，双方签署了火线谈判协议，敌军14000余人集体向我军投降。学习20多天后，敌20多名中高级军官被礼送出解放区，与家人团聚，这充分体现了人民解放军信守诺言、宽大为怀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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