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中国，在北京、上海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会面，帮助筹建中国共产党。会面时的翻译任务，交给了一位年仅23岁的小伙子——张太雷。

　　张太雷是天津的第一名共产党员。他曾就读于天津北洋大学，五四运动中结识了李大钊，接触并信仰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3月，张太雷加入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此后协助李大钊为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做了大量工作。

　　会面中，张太雷精确的翻译和独到的见解，给维经斯基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到苏联后，维经斯基便通过李大钊推荐张太雷到共产国际东方局就职，专门从事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工作。

　　1921年初，受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委派，张太雷来到苏联伊尔库茨克，就任设在这里的共产国际东方局中国科书记。启程之时，行期紧迫，行动保密，张太雷来不及和家人当面道别，便在途中给远在老家的妻子陆静华写下一封家书：

　　我想最好能自己独立生活，不要人家能操纵我的生活，所以我立志要到外国去求一点高深学问，谋自己独立的生活。我先前本也有做官发财的心念，所以我想等明年去考高等文官考试，但我现在觉悟富贵是一种害人的东西。做了官，发了财，难保我的道德不坏……惟有求得高深的学问，既可以自己独立谋生，不要依靠他人，这样就用不着恐惧失去饭碗，心境自然也就安定，心境安定是寿长的最要紧的事。

　　求学问是一种最快乐的事。在有学问的人看，那嫖赌等多是痛苦而不是快乐，所以他们决不会去做那种事的。你看见多少真正读书的人（如你的爹爹）多是这样。所以我决计外国去游学求一点学问，将来可以享真正幸福，你也可以享真正的幸福，母亲也享真正幸福。但是我们现时不能不尝一点暂时离别的苦去换那种幸福。你情愿不情愿？我想你是一个明白人，一定是情愿的，并且赞成的。

　　在这封长达2000多字的家书中，他用涂涂抹抹的笔迹，谨慎地表达着此次远行的目的和革命理想。他将革命写成“游学”，“共产主义”是他所求的“学问”。同时，他还嘱咐妻子要自立自强，教育子女。在这封家书中体现了他对理想的追寻、对官员腐败的痛斥以及良好家风的建设。在信的最后，张太雷安慰妻子，“我们现离开是暂时的，是要想谋将来永远幸福。”年轻革命家满腔的抱负与坚定的信念，字里行间展露无遗。

　　1921年6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身在苏联的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在国际舞台上第一次亮相。他要通过自己的发言，让国际社会看到这股来自东方的新生力量。他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反复斟酌、修改书面报告和演讲稿，深入分析中国的政治形势、经济状况和各阶级情况，打算在会上着力介绍一下中国国内的社会主义运动、妇女运动、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

　　1921年7月1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即将轮到张太雷发言了，他将提前精心准备好的文稿紧紧握在手中。可大会主席团临时通知，接下来代表发言的时间将限定在五分钟以内。

　　来不及做更多准备了，众人瞩目之下，一个年轻的身影走上讲台，用洪亮有力的声音开始了他的演讲：

　　“……如果日本帝国主义，像已实际控制中国北部那样，控制整个中国，它就会利用最富饶的自然资源和最强大的人力资源，来反对无产阶级，这无疑是对世界革命的一个很大威胁。因此，我请求共产国际和西方国家的共产党比以往更加重视和更多地帮助远东运动。在必将到来的世界革命中，中国丰富的资源和伟大的力量是被资本家用来同无产阶级作斗争呢？还是被无产阶级用来同资本家作斗争呢？……”

　　会场内外掌声雷动，张太雷短短五分钟的发言，让人们看到了这位年轻人对于中国形势和世界状况理性而清晰的思考，也第一次让世界领略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风貌。

　　1924年春，张太雷奉命回国。回国之后，他继续投身革命。1927年12月在广州起义的战斗中英勇牺牲，此时张太雷年仅29岁。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如同他为自己起的名字那样，“终化作了震碎旧世界的惊雷”，在历史的长空发出雷霆之声。（孟书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