邸报是古代朝廷向外传达朝政文书和政事信息的文抄，主要刊登皇帝谕旨、大臣奏章、朝廷法令、官员任免信息等，被称为“中国最早的报纸”。

　　有学者认为汉代就有邸报，《说文解字》对“邸”字的解释是“属国舍也”，汉代采用郡国并行制，诸侯朝见要有住宿的地方，在外地称为“馆”，在京师则称为“邸”。南宋徐天麟在《西汉会要》中解释鸿胪寺下设郡邸长丞的职能时说：“郡国皆有邸，所以通奏报，待朝宿也。”这是“邸报”的源起，但目前既没有出土的汉代邸报实物，也没有更详细的记载。

　　直到晚唐，文学家孙樵在《读开元杂报》中第一次详细描述了邸报的形态，他当时得到的数十幅书，“系日条事，不立首末”，按日期记事，没有明确的开头和结尾。孙樵记录的杂报内容包括“某日，皇帝亲耕籍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僚行大射礼于安福楼南；某日，安北诸蕃君长请扈从封禅……”，非常简短、平实。

　　孙樵开始并不认识邸报，他自述“樵当时未知何等书”，直到有客从长安来，告诉他这应该是开元年间的东西，才恍然同意。孙樵的社会地位并不低，他的不熟悉也透露出当时邸报的流传范围是有限的。

　　幸运的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唐代邸报的实物，大英图书馆藏有一“敦煌进奏院状”残页，1907年由斯坦因从莫高窟带走，运往伦敦，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邸报实物。它是唐僖宗光启三年（887年），由当时归议军节度使张淮深派往朝廷的进奏官从唐僖宗的行在凤翔发回沙州（今敦煌）的。这份进奏院状长97厘米，宽28.5厘米，无报头，全文两千余字，用毛笔抄写，内容主要是反馈张淮深向朝廷申请旌节的进度，其中也涉及一小部分凤翔的时事状况。

　　“进奏院状”的称呼延续到了宋代，北宋对进奏院制度进行了改革，不再是由地方派出的官员管理文摘信息的传达，而是由朝廷设立“奏官”，专事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信息整理与传达工作。

　　得益于两宋生产力的进步和驿路系统的发达，邸报的运行成本降低，关于“邸报”的记载开始大量出现。这时邸报的数量更大，信息也更丰富，民间对邸报也更为熟悉，不再像唐代的孙樵“当时未知何等书”了。邸报本脱胎于官文书，受限于篇幅，邸报上的文章经常是官文书的摘要，而不是全文，宋人汪应辰在《与李运使书》中就说：“垦田之议，顷于邸报中见之，颇讶其首末不贯穿。今得见全文，幸甚。”

　　除了汪应辰外，宋代许多著名文人也都阅读并讨论邸报。王安石《读镇南邸报癸未四月作》诗中说：“赐诏宽言路，登贤壮陛廉。相期正在治，素定不烦占。”苏轼则有诗云：“坐观邸报谈迂叟，闲说滁山忆醉翁。”陈宓、陈杰各自有《阅邸报》诗在文集中……无论讨论的内容为何，阅读邸报已成为士大夫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

　　明清时期，邸报的编写职能收归通政使司所有，这时印刷术已相当成熟，但因为邸报的时效性，还是以官员抄写为主。明代各省布政使司等要害部门会在北京、南京设“提塘官”，负责运送邸报，同时掌管文书转迁，清代依然设提塘官一职。邸报本身依然限于官府内部，但是出现了专门抄录邸报牟利的商人，在商业的介入下，阅读邸报变得更容易，邸报也因此一步步走向市井之中。（苏星）